論普世的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在推動到全球普世確實是一大難題，即便已經有這種《世界人權宣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適用於全球、全人類的準則，跟民主一樣，常會有人說人權、現代化等都是西方的產物，不一定能夠適用各文化，而冠上西方霸權的帽子，硬是「同化」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在推動上的一大難處，就是性別機制究竟是普世性可以一體適用，還是各地方都能夠以文化為名保有自己的性別機制呢？下以非洲傳統文化割禮，以及伊斯蘭教對於女性的限制來闡述：割禮是非洲很多部落的傳統文化之一，目的就是讓女性在性交時是不會有性快感、感受到歡愉的，剝奪女性自然身體本來就有的性高潮，是不公平的，還要額外接受沒有意義 (無任何醫療上的助益)的高風險「手術」(其實根本稱不上手術，就是無公衛概念的切除)，傷害自己的身體跟健康，其目的就是要配合男性所設定的女性形象：純潔、端莊、對丈夫忠貞，而大家也都因為傳統就是如此而一再傳承，沒有去思考為什麼要傳承跟它的意義以及這意義的重要性，為什麼女性需要配合男性呢。然後這就讓我聯想到一樣是在西方的觀點為人垢病的伊斯蘭教面紗等限制，其實會有此規定，是因為要遮住臉不讓其他男人看，引起其性慾，只是這樣就變成為了防止男性侵犯自己的自保 (可能會有人說，這是基因控制，「沒辦法」)，而約束女性，是有點奇怪；臉只有丈夫可以看，凸顯出一種女性「屬於」男性的模式，也許在以前這樣對女性比較好，但現代可以不只是這樣，也許伊斯蘭教地區因為文化使得今日那裡的社會還是要維持這模式比較好，但是不代表不能夠改變，如果西方的東西必較好，也可以使用。但大體來說，世界上各文化都是以男性主導、父權中心的是可以肯定的，也許是生理機制使全人類文化導向相似的發展途徑，但今日的人類既然崇尚平等的價值觀，就應該改善，讓得利的不只是少數人或一部分群體的人，而是所有人。當一項東西 (如老師舉例的智慧型手機)比較好時，何必去管是哪裡產出的，皆可以使用，只是現代社會有太多東西都是西方先走、「進步」而使其他地方跟上的，才會被安上此罪名。且如果說世界上各文化都是男性壓迫女性的父權模式，那麼充其量就是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然後全球各地先後改善此現象的順序也不一，早晚而已，不是只有西方才要改，其他的文化說「這是西方的霸權」就不用改，會有此公約，也是顯現出全球整體對女性的歧視與壓迫實在太大到必須特別聲明。當地人沒有覺醒正是因為當地的文化就是如此，從小就接受此教育與環境，也沒有接觸到更多元的思想跟可能性，就會被框架框限住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從他們自己出發，體認到這可以改變，進而去想出可以兼顧傳統跟普世價值的新穎方式，把平權在地化，而不是外人指責他們必須要改變成跟西方「一樣」才正確。維持傳統壓迫女性的文化跟禮俗，真的可以稱為陋習也不為過，他們的堅持要維持此傳統的主張沒有比較有道理 (雖然道理是什麼，還需要再辯證，但以「對大家都好」的前提下是如此)，甚至是有歧視的疑慮，就不該強迫大家都應該如此，不照做的人會接受各種有形或無形、法律或輿論上的懲罰等。可以有多元的文化，這是世界所樂見的，本來就沒有要讓大家都變一模一樣，保有當地文化是相當可貴的，只是多元不代表全都能接受，沒有道理的是不該容忍跟存續 (例如老師舉例的納粹)，所以雖然要是改革，目前既得利益者會被傷害到，但是若不改革，這社會永遠只會對部分人是好的而已。

(註：本文是我大學性別思考的期末考答題內容)
原(考)文(試)撰寫日期：2021年1月18日

1/20 18:04 1/29 19:39

論兩岸開放探親

 兩岸隔離良久，雖然台灣海峽的寬度未曾變過，但心理距離越來越大，遇上重新開放的那一刻，各種問題就一一浮現，因為過往台灣的教育雖然不管歷史還是地理都是大中國主義的秋海棠史觀，但同時也實施反共教育，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共匪就在你身邊」等，讓人民對中共、共產有一種害怕跟鄙視的心理。

而開放探親後，返鄉的人民面臨到身分認同問題，這些人是在大陸出生的，對台灣沒有情感，只是受迫於政治因素只好來台灣暫居，所以要他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有點困難，這就是很尷尬的處境。而國民黨多為外省人，所以國統綱領未經人民同意就把統一定為台灣的唯一未來，罔顧了台灣在地人的想法。幸好本土政黨民進黨有出現才得以制衡，但其實很多台灣人也不太在意，因為有很多都是被對岸的商機吸引過去的台商，因為錢比較實在，認同什麼的可以先擱在一邊沒關係。

(註：本文是我大學兩岸關係與政策發展的作業)

原(作)文(業)撰寫日期：2021年1月18日

9/14 15:54 1/29 19:34

論唐朝的多民族社會

 本來中國都是相當注重外族跟漢族的分別，但到魏晉南北朝後，外族進入中原，逐漸跟漢族混雜在一起，當然原本外族多在北，漢族在南 (因而稱南朝是正統)，但隋自北方大一統後，胡漢正式地都在同一個政權底下，這也很合理，因為本來散居分布於中國各處的各民族都被納入到隋唐之中了，尤其以唐為重。唐帝國首都長安城，是當時的國際大都會，這跟現在對例如紐約的想像還是有一點不同，不過對當時而言，真的是網羅各型各色人種的大城市了。我在「商品的世界史」課上學到，往東可以到朝鮮、日本，往西能到中亞，玄奘前往天竺也是自長安東去，也是絲路的起點。常都說唐代兼容並蓄，胡漢意識淡薄，就能由此看出。

唐朝之所以可以興盛的制度很多其實是來自於所謂「外族」的，承襲北魏的均田制、租庸調法沿襲北魏加以改良、繼承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等，通通是奠基於北朝而演變至唐。這也顯示師法外族、河西文化仍有其必要性。當然如果還是以漢民族為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去看，一樣可以說是他們正是因為努力求上進才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也就是漢化，產生的制度才能為中原所用而採納。

我在「中國思想文化史」課上學到，唐代應該要建立一個制度以應對各種民族，堅守儒學的韓愈是反對含納各民族文化的，應該要讓個民族都遵守以儒道為中心的制度，需要不同人在不同位階，有更高的人在統治，透過禮教建立新的秩序；而不是一套可以適用於各民族的制度，讓各族群各行其道。從這邊就能看出還是以漢民族為尊的思想是有存在於知識分子的。

論疫情與人權

 為了防堵疫情，不僅在制定措施的時候就已經由專家專斷，而且出來的政策還限制了人權，這是不爭的事實。我之前在在其他門課有撰寫過防疫與民主，即「防疫政策有經過我們參與而制定嗎？」，當然公民社會的課也可以探討政策形成的過程是否合憲，不過本作業就著重在真的實行的政策與人權關係的部分。當然人權不是不能被限制，但是必須符合憲法所言的那四項，憲法沒有列出「...等其他之條件」代表真的只有正面表列的這些情況才可以限制，且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國家權力盡量限制，盡量賦予人民權利才是憲法的目標。

因為疫情是緊急狀況，這種時候以防堵傳染病擴散為最高目標的情況下，政府必須獨裁式，有效率的訂定以集體利益為優先的政策。很多人關心的就是「隔離」的問題，在沒有打疫苗的情況下（當然，政府是不是可以強迫要求打疫苗，而疫苗主要防重症也不是防傳染而是防重症又是另一層面的議題了，疫苗是否能有效防堵疫情還有待商榷，我就討論最傳統的隔離措施），隔離到一定的時間，觀察是否有症狀、確診染疫，在這段期間內避免接觸到別人，以免真的得病了才不會傳染給更多人，疫情擴大更難控制，以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合理的。就跟不要戴口罩一樣，會被人說為了要人權，都不要命了？「坐牢」這是不能避免的吧？所以這是政府用國家之力保護人民（促進最大公益）還是政府行政權力的擴大、介入個人私益跟自由太多了？